有调查显示，美国州议会议员中大约25%没有大学文凭。对此，美国州议会全国会议执行理事威廉?庞德说，各州对议员有年龄限制，但受教育程度不设底线。他认为，相比文凭，其余因素对议员事业成功而言更加重要，包括待人处事的能力。
面对四分之一的美国州议员没上过大学，有人将其与国内官员选拔中的唯学历是举相比较，并引用《半月谈》杂志的报道：“一些国家部委领跑了"官员博士化"进程，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。”
将美国的议员与中国的官员相比较，并不十分贴切。美国与中国的行政体制不同，非要比较的话，美国的议会与我国的人大有相似之处。议员并不等于官员，议员也不是一个职业。
美国议员的产生，要经过候选人提名、预选、选举几个阶段。其中，候选人提名包括党组织推荐、政治权势人物点名、利益集团推举，甚至是毛遂自荐等多种方式。在美国，即便是家庭妇女，只要在本地具有社会活动能力，做出了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事，照样有可能成为议员。对选民而言，只看谁能为其代言，谁能为其办事，就选谁做自己的代表。所以，学历不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。
再看我国的官员，基本都是体制内选拔与考核。近年出现的公推公选，一方面更多属于试点，另一方面主要还是由体制内人士“公开推荐”、“公开选拔”，而不是“民推民选”。在体制内流行“年龄是宝、学历是金”的背景下，各地公选干部也都有明确的硬杠杠。具体来说，干部提拔的年龄上限越来越低；至于学历，“本科以上”已成为底线，仅限硕士以上或干脆要求博士也不鲜见。
对体制内的人来说，并非完全不知道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偏颇。然而，继续抬高学历门槛，很重要的原因在于“刷人”竞争好职位的人数众多，工作能力一时半会却难以考察，学历成了“初期过滤”的工具。也正是为了应对“新形势的变化”，干部当中的“真的假学历”（路边“办证”得来）与“假的真学历”（去大学买文凭）越发泛滥。
在我国各级人大与政协之中，官员当选的比例也较高，草根群体的比例却较低。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身份甚至成为官场对某些人的一种“奖励”，更有某些富人拉拢行政者，花钱“买”代表与委员资格。这不仅使为民请命、参政议政的本意变味，也在亵渎人大与政协的权威与公信力。
说到底，唯学历是举是僵化的体制与粗线条的考核的一种表象。更深层的问题是，用人制度改革的迟缓，行政机制改革还需迈出更大的步伐。高学历者更倾向于当干部，而不是搞科研或是创业，也表明权力蕴含其它行业所不具有的特权与吸引力。这说明，民主执政与民主监督仍有待进一步推进，依法限权、破除特权的必要与迫切。